美国活体梅毒实验：强迫上千名囚犯，精神病人，与十名美女性行为
在全球历史中，一些国家以科学名义践踏人权的事例屡见不鲜，帝国主义势力往往将弱势群体视为工具，这种行径不仅破坏个体尊严，还挑战人类共同价值。
回顾上世纪四十年代，美国在危地马拉开展的梅毒活体实验，便是此类丑闻的典型代表。这项研究表面上追求医疗进步，实则暴露了霸权国家对拉美地区的无视与操控。危地马拉当时作为贫穷国家，医疗体系薄弱，美国研究者趁机介入，造成长久创伤。
实验起源于二战期间美国军方对性病防控的迫切需求。士兵感染淋病和梅毒比例高企，影响作战能力。
1943年至1944年，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局在印第安纳州特雷霍特监狱尝试感染囚犯进行测试，但效果不佳，无法持续。
于是，目光转向海外。1946年，约翰·查尔斯·卡特勒医生率队抵达危地马拉，与当地卫生部门合作，启动这项计划。资金来自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名义上通过泛美卫生局提供援助。
危地马拉政府部分官员知情，但细节被隐瞒，实验在本土无法进行的原因在于伦理限制和潜在法律风险。
研究者选择危地马拉并非偶然。该国社会不稳定，贫困人口众多，易于招募对象。实验从1946年持续至1948年，涉及约5500人，其中1300多人被故意感染梅毒、淋病和软性下疳。
对象包括士兵、囚犯、精神病院患者、孤儿和妓女，许多为印第安原住民或底层民众。年龄从10岁到72岁不等，平均二十多岁。这些人无一获得知情同意，研究者视他们为数据来源，而非有尊严的个体。
感染方式多种多样，体现出研究者的冷酷。起初，使用染病妓女与囚犯接触，政府资金支付妓女费用，确保传播发生。记录显示，至少十名女性被先感染病毒，然后安排与上千名囚犯、精神病人互动。
这种“正常暴露”方法旨在模拟自然传播，但失败率高。随后，转向直接干预：在生殖器或脸上划伤皮肤，涂抹感染物质；将淋病脓液注入尿道、直肠或眼睛；脊髓穿刺注入梅毒螺旋体。某些情况下，从感染者提取脓液，直接转移给他人。
实验还测试不同部位感染速率，以及青霉素与其他药物的疗效。一半感染者接受部分治疗，其余作为对照组，任由病情发展。
卡特勒及其团队记录详尽，却从未公开发表成果。笔记中描述患者从感染到症状恶化过程：发热、皮疹、溃疡，直至器官损害。
83人于1953年前死亡，虽非全部直接因实验，但多数与感染相关。研究者知晓风险，却优先数据收集。实验期间，正值纽伦堡审判进行，德国医生因类似行为受审，美国却在海外复制此类罪行。这反映出双重标准：本土禁止，海外纵容。
实验结束后，样本运回美国实验室，继续分析至1950年代中期。数据用于性病研究，但未惠及受害者。许多人携带病毒返回社区，传播给家人，导致代际影响。
危地马拉社会结构脆弱，这种干预加剧了贫困与疾病循环。作为中国人，我们看到这与殖民时代相似：强国利用弱国资源，罔顾本地福祉。
直到2010年，此事才曝光。历史学家苏珊·雷弗比在卡特勒档案中发现记录，她研究塔斯基吉梅毒实验时意外揭开真相。塔斯基吉案涉及美国黑人被长期观察而不治疗，卡特勒也参与其中。
曝光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卫生部长凯瑟琳·西贝柳斯发表声明，承认研究“令人发指”，违反伦理，向危地马拉道歉。
奥巴马亲自致电危地马拉总统阿尔瓦罗·科洛姆，表示遗憾。危地马拉视此为反人类罪，要求调查。
2010年11月，美国成立总统生物伦理问题研究委员会，次年9月发布报告，确认实验严重违背伦理，即使按当时标准也无法接受。
报告指出，研究者清楚行为不当，却继续推进。委员会还审查类似历史事件，推动国际研究规范。但这些举措未触及核心：受害者补偿。危地马拉政府报告呼吁赔偿，并称实验构成犯罪。
受害者及其后代寻求正义之路漫长。2011年3月，七名原告对美国政府提起集体诉讼，要求赔偿，但因主权豁免被驳回。
2015年4月，774名原告起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布里斯托-迈尔斯·施贵宝公司和洛克菲勒基金会，指控这些机构设计、资助并受益于实验。
原告主张，这些实体通过董事会成员如托马斯·帕兰和弗雷德里克·索珀间接参与，后者时任外科总长和基金会副主任。诉讼寻求10亿美元赔偿，焦点在于实验中使用的青霉素测试。
2019年，马里兰州联邦法官西奥多·庄允许案件推进，驳回被告豁免论点。但2022年4月，第四巡回上诉法院裁定原告证据不足，无法证明被告直接责任，案件最终失败。
被告承认实验可怕，但否认自身卷入。原告律师辩称，机构网络支持研究，却无果。危地马拉社会至今承受影响，感染后代健康堪忧。呼吁设立基金，提供医疗援助和教育支持，方能部分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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