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州禁令成空文，陪产师能救狱中孕妇吗？美国正争取消灭监狱分娩
奥顿・梅森怀着八个月身孕那阵，突然被判了32个月监禁，这事换谁都得懵。她后来回忆说，直到入狱前一个月，才敢跟家人和伴侣说怀孕的事。
本来律师和检方都跟她保证，能减刑还能严格监管，让她留在圣保罗市带孩子，结果法官一句话就推翻了协议。
怀孕本来就够累了，还得突然面对监狱高墙，换谁心里都慌，奥顿那时候都崩溃了，总琢磨“要在一群真正的罪犯中间生孩子”“关在铁窗里怎么当妈”。
结果没想到，狱里的姐妹跟她想的完全不一样。
她们也都是普通人，满脑子都是当妈的心思，不仅安慰奥顿，还跟她说有办法保护肚子里的孩子。
有个女的建议她试试“明尼苏达州监狱助产士项目”，奥顿之前生第一个孩子时跟助产士合作过，知道那是好事，赶紧就申请了。
她当时没料到，这段经历后来能彻底改变她的人生，毕竟美国女的入狱人数一直不少，黑人孕产妇死亡率还一个劲涨，她最后居然成了这个项目的领头倡导者。
一般来说，在押人员申请陪产师，匹配的时候总爱出各种延误。
奥顿算幸运的，因为快到预产期了，马上就配上了人。
但就算有陪产师帮忙，她最后几周孕期还是麻烦不断。
想约个医生都难，更糟的是，有回一个医疗“专业人士”居然拿错了她的病历，差点给她开了别人的处方药。
你说这多吓人，要是真吃错药，大人孩子都得受影响，监狱里的医疗环节也太不把人当回事了。
没多久奥顿就开始分娩了。
她后来提起来，说三位室友把她照顾得特别周到。
本来监禁设施里明确不让有肢体接触，可室友们冒着违规的风险，给她送热毛巾、递喝的，还帮她揉背揉肩膀。
宫缩疼得实在受不了，奥顿叫狱警送她去医院，结果转移前还被逼着全身搜查。
就算到了医院，也有两名警员全程盯着她生孩子。
奥顿说自己那时候像动物园里的动物，这话真没夸张，连生孩子这种最需要隐私的事，都得被人盯着看，尊严早被扔到一边了。
奥顿还算赶上了好时候，2014年明尼苏达州刚通过废除产妇镣铐的法案，她是首批在狱中分娩的女性之一。
监狱助产士项目派来的陪产师，不光分娩时陪着她，等她出院跟新生儿分开后，还一直给她支持。
她现在还特别珍惜陪产师给她和宝宝拍的照片，因为好多在狱中分娩的女的，连这种机会都没有。
但就算这样，孩子最关键的头几年，她因为服刑没法陪在身边，心里别提多难受了。
为啥美国在押孕妇的日子这么难？制度漏洞才是大问题奥顿的经历虽说不算好，但跟帕梅拉・温恩比起来，已经算幸运的了。
帕梅拉在佐治亚州一所监狱怀孕时，遭遇才真叫惨。
有回法庭听证，她四肢被镣铐勒得太紧，上押解车时直接摔了。
她后来回忆，俩警员直接把她拎起来塞回车厢，连问都没问她有没有事。
没过几天，她就开始出血，一开始只是点点，后来越流越多。
帕梅拉以前是注册护士，知道这事不对劲，可等了好几周才被允许去看医生。
好不容易见到医疗主任和签约医师，对方也只是因为跟她有共同同事，给了点“专业礼遇”才接诊。
可就算这样，人家也说没办法，因为所有医疗决策最后都得监狱长和狱警说了算。
你看这多无奈，医生明明知道情况，却做不了主，监狱的权力比医疗常识还大，这哪是救人的样子？帕梅拉前前后后申请、被拒、申诉，拖了十六周，才终于获准接受必要治疗。
可就在预约就诊的前一晚，她感觉腿间流了温热的液体，牢房里一片黑，根本看不清是什么。
她那时候又哭又疼又怕，同监区的女囚看不过去，帮她拍牢门呼救。
结果五个小时后，狱警才开门。
走廊灯亮了，帕梅拉才看见流的是血。
她那时候不光担心孩子，更怕自己也活不成。
等她终于到了医院，孩子已经没了。
其实美国在押孕妇遭罪的不止她们俩。
好多人吃不饱，肚子里的孩子根本没法健康发育；还得被迫接受有害的体腔搜查；甚至生孩子的时候，要么被铐着脚镣，要么被关在单独的禁闭室里。
老实讲，美国女囚犯是监狱人口里增长最快的群体，而且大多已经是妈妈了，可全国连个统一对待在押孕妇的标准都没有。
虽说快40个州都规定分娩时不能用脚镣，但有调研问过监狱产科护士，好多人都说还常看见在押产妇被铐着，有的甚至全程都被铐着。
搞不清这是为啥？后来才知道，一方面是法律改了，监狱执行层面却乱成一团，没人好好培训也没人监管；另一方面是狱警想怎么说就怎么说，随便给个“安全风险”的理由，就能不管规定。
更让人费解的是，主流的生殖权利运动，还总把这些在押孕妇忘了，好像她们不算争取生殖自由的一份子似的。
而且黑人女性更惨，不管是被监禁、被经济剥削，还是身体自主权被侵犯，都比其他人多。
监禁本身就危险，对黑人孕妇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帕梅拉出狱后，成了“被监禁女性尊严的代言人”，2013年还创了“RestoreHER”组织，推着佐治亚州过了HB345法案，禁止对孕产妇用镣铐和单独监禁。
奥顿也受了启发，自己成了狱中助产士，还帮着培训其他女的。
奥顿说“就有人在场看着，见证他们对你的不公，这事本身就很有意义”，这话特别实在，有时候受害者需要的，就是有人看见她们的苦。
从陪产师到新法案，她们正在为狱中妈妈拼出路奥顿通过明尼苏达州那个助产士项目，已经培训了一百多个监狱助产士。
但说实话，这点人根本不够用。
而且就算有更多认证助产士，好多拘留中心还是不让在押人员用这个服务。
帕梅拉也补充说，就算25个州都过了孕产正义相关的法案，还是总接到举报，说有产妇生孩子时被铐着，媒体也常报道有女的在单独监禁里自己生孩子。
你看这多无奈，法案明明在那，可就是落不到实处。
有人说“想自己掌控孕产经历的女的，本来就不该进监狱”。
但这种说法根本没考虑这些女的真实处境。
美国全国妇女法律中心的负责人法蒂玛・戈斯・格雷夫斯就说，这些女的里，好多要么是被性别暴力伤害的受害者，要么是因为穷才犯了错。
美国监狱政策倡议组织也研究过，把成瘾、精神疾病、贫困这些事当犯罪处理，女的入狱率才涨得这么快。
戈斯・格雷夫斯还说，现在还有更让人不安的事，有的女的就因为怀孕或者流产，就被当成刑事案件处理了。
本来想以为“罗伊诉韦德案”推翻后情况能好点，结果美国妊娠正义组织的数据显示，头两年就有16个州的检察官，针对女的怀孕或流产提了四百多起刑事诉讼。
戈斯・格雷夫斯和她的团队，还在一直跟这种惩罚性的趋势对着干。
奥顿和帕梅拉都觉得，监狱陪产师和改善监禁条件的法案虽然有用，但终究只是临时办法，真想解决问题，还得彻底不让孕妇在监狱里分娩。
现在帕梅拉的团队正推着在全国各州过《女性关怀法案》，这个法案能让判决延期，推广不用坐牢的替代刑罚，还要求逮捕时就检测是不是怀孕，全面改进数据收集。
奥顿则受了德国“正常化原则”的启发，德国有专门给服刑父母的地方，强调跟社区融合、保持家庭联系。
在那些地方，妈妈能在服刑时生孩子、喂奶、带孩子，还能干活赚钱，为以后出社会做准备。
奥顿还是个受过专业培训的故事叙述者，她总说要用真实又有感染力的故事推动改变。
她觉得，只要人们看到这些因为社会冷漠受苦的人，肯定会愿意站出来说话、做事。
她现在的目标，是给那些家庭造个能疗愈的地方，让他们出狱后能回到社会，拿到在刑事司法体系外好好生活的资源和技能。
她想要的是“能让家庭和孩子团聚、互爱、一起成长的地方”。
其实奥顿说的那个“地方”，不一定是真的一栋楼，更像是一个承诺，每个孩子都不该在冰冷的铁窗外开始人生，每个妈妈都该有机会亲手带自己的孩子。
对这些为尊严奋斗的女性来说，真正的正义不只是改几条法律条文，更是把破碎的家庭重新拼好，让爱和疗愈能越过监狱的高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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