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迁都的幕后深意
当地时间10月2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发表一番引人关注的言论。
他表示德黑兰因城市扩张、缺水及地面沉降威胁，使得伊朗只能将首都从德黑兰迁至南部，且迁都已是必然，1500万人口或被迫搬离。
佩泽希齐扬说：“形势很严峻，德黑兰真的没有水了。”
近期，伊朗31个省份中有20多个出现了严重缺水危机，根据伊朗国家通讯社的报道，许多大水库可能在未来4周内彻底干涸，全国80%的水库几乎无水。
德黑兰作为伊朗绝对的中心城市，大约需消耗全国近四分之一的水资源，其中主要供水水库为卡拉季水库，2024年时还有逾1亿立方米的储水量，而截至2025年9月只余下2800万立方米的储水量。
总统佩泽希齐扬称，若由其他地方向德黑兰输水，成本高昂，长远会造成巨大财政压力。
他表示自己去年已向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提议将首都从德黑兰迁至南部邻近波斯湾沿岸附近，凭借地理优势助力发展贸易和经济。
伊朗的版图很有意思，如下图所示，它其实是有一块沿海平原的，而且这里还属于两河流域，水资源充沛。
但最大的问题在于安全——与德黑兰相比，波斯湾沿岸显然更容易受到攻击。
一种折中方案是把政治首都留在德黑兰，比如最高领袖仍然坐镇中枢，大量经济职能则随着总统府外迁。
这相当于以佩泽希齐扬为首的“经济派”“温和派”部分摆脱了最高领袖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束缚，进而给这项举动赋予了重要的政治意义。
本轮伊朗与以色列开战初期，美以阵营曾有一种乐观估计是“演变伊朗”，可事实上伊斯兰共和国并没有在冲击下崩溃，反而获得了凝聚。
《外交事务》杂志近日刊登了一篇文章，作者Tabaar是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系中东问题助理教授，本科、硕士毕业于德黑兰大学。
Tabaar认为，以色列和美国的空袭在伊朗国内引起了团结效应，大部分伊朗人谴责这些空袭，选择支持政府的反应。
那些被以军斩首的官员很快就有了继任者，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力量并未得到明显削弱，其在国内的地位反而上升。
这场空袭放大了安全因素在伊朗社会的影响，导致伊朗民族主义情绪爆发，使得普通人更愿意接受国家的现状。
战争过后，伊朗内部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契约——把国家安全置于一切之上。
大多数伊朗人不相信美国和以色列的说辞，比如“袭击仅仅针对哈梅内伊政权”，他们认为这就是一场针对国家的战争。
在特朗普和以色列官员敦促德黑兰市民紧急撤离时，英国《金融时报》记者曾采访了一位德黑兰市民，她这样讲道：
“我不是伊斯兰共和国的粉丝，但现在是表达对伊朗声援的时候了。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说‘撤离’，就好像他们关心我们一样，可一个拥有1000万人口的城市如何撤离？干脆杀了我们吧。”
Tabaar认为，以色列的打击行动实际上减轻了伊斯兰共和国的一些内部压力，伊朗社会的裂缝被暂时填平，取而代之的是对外部敌人的普遍警惕。
从德黑兰权力架构考虑，这场“十二日战争”事实上增强了伊朗内部保守派的力量——在哈梅内伊年事已高的情况下，权力真空由伊斯兰革命卫队等强力安全部门填补，宗教长老与军政高层组成的“集体看守体制”基本成型。
战争期间试图离开德黑兰的车辆。
伊朗是一个富有巨大潜力的国家，它拥有9000万人口（近60%的人年龄在40岁以下），识字率91%，大学入学率在中东地区名列前茅。
其城市化水平高达78%，八个城市的人口超过400万，96%的人拥有手机，超过一半的家庭拥有电脑。
资源方面就不用多说了，除了盛产石油和天然气外，伊朗还有全球第六大锌储量、第七大铜储量、第九高铁矿石储量以及一个超大型锂矿。
地理位置上，伊朗位于中东、中亚和南亚的十字路口，与七个国家陆地接壤，同时控制着波斯湾和阿曼湾的港口……
毫不夸张的讲，伊朗其实具备了一个中等强国所需的全套“硬实力”要素，但因长期游离于美元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之外，伊朗只能被迫发展出一种“区域化+灰色贸易为主”的生存方式。
奥巴马与伊朗总统鲁哈尼，2013年。鲁哈尼和内贾德两位总统分别代表了伊朗内部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
展望未来，伊朗的开放之路或有两种。
其一是待新一代领导层上台后，采取越南或缅甸式的“有限开放”策略，尝试与欧亚国家重新建立金融联系，吸引中国、阿拉伯国家投资，推动经济复苏。
这是一种短期策略，跟伊核协议一样充满不确定性。
至于第二种路径，则是全力支持下个时代的全球秩序重组，将彻底打破枷锁的希望押到中国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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