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签证计划迫使H
18岁的张倩（音）登上从上海飞往波士顿的航班时，她以为自己正朝着人生“最好的版本”前进。那是2009年，在奥巴马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内，美国经济正在反弹，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似乎有很多机会。她去了达特茅斯学院，这是许多中国学生的首选，后来又去了哈佛商学院。
张倩拥抱了美国梦：平等机会的承诺，一个奖励才华和努力工作的国家，一个像她这样的全球公民可以归属的地方。
30岁出头时，她已是波士顿一家跨国公司的副总裁，年收入达到六位数。但在闪闪发光的简历背后，是一个由她的移民身份决定的现实。
像成千上万的外国专业人士一样，张倩依靠H-1B工作签证生活——这份文件将她的工作、旅行能力和整个安全感都束缚在雇主的恩典之下。“你的整个人生都和你的工作联系在一起，”她说。“如果你失去了工作，你就失去了签证。如果你失去了签证，你就失去了这个国家。”
起初，她把焦虑抛在一边。她买了房产，建立了友谊，并告诉自己她和她的美国同事没有什么不同。
但每一年都有新的提醒：假期缩短，飞回中国办理签证手续；找工作时小心翼翼，因为更换雇主需要新的签证担保；“H-1B让我觉得自己像个二等公民，”她说。
2022年，在晋升为副总裁四个月后，张倩辞职了。一年后，她又把自己的生活装进了行李箱。这一次，她要永远离开了。
现在，35岁的她和她的伴侣、瑞士艺术家兼电影制作人托比亚斯·麦迪逊（Tobias Madison）以及他们刚出生的孩子住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她说，葡萄牙的阳光和缓慢的生活节奏已经开始治愈在美国十年的创伤，在那里，每次升职、度假和恋爱都被同样的恐惧笼罩着：如果她的签证消失了怎么办？
张倩说，H-1B签证从根本上塑造了她的职业道路。“甚至只有少数几个行业赞助它——金融、科技、咨询、法律和医药。你没有太多选择，”她说。
她曾在波士顿的一家科技公司做过几份工作，从战略咨询到业务开发，后来晋升为一家消费品公司的副总裁。
“当经济强劲时，你可能有机会与其他求职者在平等的基础上竞争。但当经济不景气时，如果你被选中，你就是最后一个。”
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内，她的焦虑加剧，签证处理延误和审计增多。就连张倩，这位似乎是美国所推崇的那种高技能工人的代表，也感到很脆弱。“有一次我在工作中遇到了矛盾，我想，如果我被解雇了，我可能得马上离开，”她回忆说。“我太焦虑了，甚至把车撞了。”
她说，这个国家已经不是她2009年进入的那个国家了。阅读有关移民的新闻文章下的评论让人清醒。“我去的那个美国崇尚开放，欢迎人才，”她说。“我离开时的美国是分裂的、多疑的、焦虑的。”
她的幻灭反映了近年来美国国际学生入学人数放缓的更广泛趋势。
“美国曾经是梦想，”她说。“现在像我这样的人把目光投向别处。”
里斯本有着铺着瓷砖的街道和大西洋的日落，是一个与波士顿和纽约截然不同的世界。张倩和她的伴侣正在翻修葡萄牙乡村的一座农舍。她正在写一本书，并探索创造性的项目。她说，生活变得更慢、更便宜、更自由。
葡萄牙一直是数字游牧民的热点，以友好的签证政策、更高的生活质量和更低的生活成本吸引外国远程工作者。
她说，她在葡萄牙的签证程序是“我一生中最简单的”。当她追问律师可能出现的问题时，律师安慰她说：“别担心，我们不是美国。”
从2023年开始，张倩生活在里斯本
在美国的这些年给了她经济上的保障——她在经济强劲的时候毕业，负责任地储蓄，谨慎地投资。有底气能让她重新开始。“我很幸运，”她说。“我抓住了正确的时机。”
尽管如此，她对这个影响了她成年生活的国家仍心存矛盾。“我过去总是从美国的角度看问题，”她说。“现在我明白了，它不是世界的中心。”
她希望美国能够重新发现曾经吸引她的那种开放。“我希望美国成为我们所信仰的美国，”她说。“开放。自信。免费的。而不是这个可怕的、封闭的自我。”
她说，在那之前，会有更多像她这样的人离开。“也许，”她微笑着补充道，“美国需要我们，而不是我们需要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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