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蒙古国不治沙？美国专家认为：植树治沙弊大于利，是真是假？
蒙古国沙漠化的根源蒙古国位于亚洲中部，夹在中国与俄罗斯之间，国土面积156万平方公里，其中草原、戈壁与高原占据主导。草原不仅是生态命脉，也是游牧文化的核心。过去几十年，草原逐渐被黄沙取代。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数据，截至2023年，蒙古国沙漠化土地面积达780万公顷，占国土面积50%以上。
沙尘暴频发，2021年3月一场源自蒙古国的沙尘暴席卷中国北方，北京市能见度不足百米，空气质量指数爆表。这不仅威胁蒙古国牧民的生计，也成为跨境生态危机。
沙漠化的原因复杂多样，气候变化是主要推手，蒙古国年降雨量平均不足200毫米，且分布不均，干旱周期延长导致草场退化。过度放牧进一步加剧危机。据世界银行2020年报告，蒙古国牲畜数量超过7000万头，远超草场承载力，草根被啃食殆尽，裸露的土壤在风蚀下化为沙地。
牧民为追求经济收益，扩大牲畜规模，陷入恶性循环。政府缺乏有效的牧场管理政策，游牧传统虽赋予牧民自由，却也让草场保护形同虚设。
经济困境是蒙古国治沙的另一大障碍，植树治沙每亩成本约4000人民币，折合数十亿图格里克，而蒙古国2022年财政收入仅约40亿美元，难以支撑大规模生态工程。技术短板同样明显，蒙古国缺乏专业的治沙团队与设备，土壤分析、树种选择等基础工作几乎无从谈起。
国际援助虽为蒙古国提供了些许希望，但效果有限。中国曾提出跨境治沙合作，分享三北防护林的经验，但蒙古国因主权顾虑，迟迟未达成实质协议。
美国与欧洲的援助多集中于研究而非实际行动，资金往往流向学术项目，难以惠及牧民。牧民们在沙尘中挣扎，渴望改变，却常常感到孤立无援。
植树治沙的希望与局限植树治沙是全球对抗沙漠化的常用手段，其原理是通过树木根系固定沙土，树冠减缓风速，保护地表植被，同时改善土壤结构，恢复生态功能。
中国在这方面堪称典范，内蒙古库布其沙漠，面积1.86万平方公里，曾被称“死亡之海”，通过植树造林、草方格固沙与滴灌技术，部分区域已变为绿洲。
库布其沙化土地减少近30%，京津冀沙尘暴频率显著下降。中国的三北防护林工程，覆盖13个省市，累计造林2.6亿亩，堪称全球生态治理的标杆。
蒙古国也曾尝试植树治沙，政府在南戈壁省启动小规模造林项目，种植沙柳与胡杨，初期效果显著，沙丘得到一定控制。
但问题很快显现，沙柳生长迅速，耗水量惊人，导致地下水位下降，周边草场枯萎。2010年，南戈壁一处人工林附近的水井干涸，牧民被迫迁徙，牲畜死亡殆尽。项目因资金短缺与维护不足，最终不了了之。类似失败案例让牧民对植树治沙失去信心，也让政府望而却步。
植树治沙的局限性不仅体现在水资源问题。蒙古国生态系统脆弱，外来树种可能破坏本地物种平衡。沙柳虽耐旱，却因根系扩张挤占本土草本植物生存空间，导致沙鼠等小型动物种群减少。
管理不善是另一大痛点，人工林需要长期灌溉与维护，而蒙古国缺乏专业人员与资金，种下的树苗往往因干旱或无人照料而枯死。乌兰巴托附近一处防护林因无人管理，90%的树木死亡，沙土重新裸露，治沙努力付诸东流。
中国治沙依托强大的财政支持、科研体系与基层组织，蒙古国却缺乏这些条件。中国的沙漠化多由人为活动引发，如过度开垦，而蒙古国的沙漠化更多受气候变化与自然因素驱动，治理难度更大。
此外，中国的治沙项目注重综合治理，植树仅是手段之一，辅以草方格、禁牧与土壤改良，而蒙古国往往只尝试单一的植树，效果大打折扣。
美国专家的质疑2019年，美国生态学家詹姆斯·史密斯在《自然》杂志发表文章，称植树治沙弊大于利，引发全球关注。
首先，植树治沙加剧水资源危机。蒙古国干旱地区水资源匮乏，人工林的灌溉需求导致地下水枯竭，河流干涸，影响牧民生计。其团队在南戈壁省调研发现，某人工林耗水量是周边草场的数倍，地下水位下降30%，牧民的牲畜因此损失惨重。
其次，植树治沙破坏沙漠生态系统。史密斯认为，沙漠并非荒芜之地，而是独特的生态系统，孕育了耐旱植物、爬行动物与微生物，经过千万年进化形成平衡。植树改变土壤湿度和光照条件，可能导致本地物种灭绝。
最后，史密斯指出，沙漠化的根源是过度放牧与气候变化，植树治沙治标不治本。他建议减少牲畜数量，恢复自然草场，但这对依赖放牧的牧民而言，几乎不可能实现。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荒漠化研究所所长卢琦在国际论坛上指出，史密斯混淆了“荒漠”与“荒漠化”的概念。荒漠是自然形成的生态系统，无需治理；荒漠化则是人类活动导致的土地退化，必须干预。
中国的植树治沙针对荒漠化土地，旨在恢复草原与农田的原有生态，而非破坏原始沙漠。卢琦强调，治沙项目注重科学规划，如选择本土树种、配套滴灌技术，最大程度减少水资源压力。
史密斯的观点虽有一定依据，却忽略了蒙古国的实际情况。蒙古国的沙漠化土地多为退化的草原，而非原始沙漠，植树治沙若科学实施，可有效恢复生态。
史密斯未提出可行的替代方案，减少牲畜的建议在经济与文化上难以落实，牧民无法放弃世代相传的游牧生活。他的报告虽引发讨论，却未为蒙古国提供切实帮助。
蒙古国的治沙探索2020年代初，草方格技术成为新希望，用麦草编织方格固定沙丘，搭配耗水少的本土草种如骆驼刺与芨芨草，既能固沙，又不破坏水资源平衡。
蒙古国在中戈壁省试点草方格项目，覆盖1000公顷，次年沙丘移动明显减缓，草场恢复初见成效。草方格成本低，每公顷约500美元，远低于植树造林，且维护简单，适合蒙古国的经济与技术条件。
2024年，蒙古国与中国签署治沙技术合作协议，引进草方格技术、滴灌设备与土壤改良方法。中国专家在乌兰巴托举办培训班，教授牧民铺设草方格与种植耐旱草种。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23年资助50万美元，支持蒙古国扩大草方格项目，覆盖南戈壁与中戈壁省。韩国与日本也提供技术援助，分享滴灌与风蚀监测经验。这些合作让蒙古国的治沙工作迈出坚实一步。
牧民在治沙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中戈壁省的牧民自发组织合作社，学习草方格技术，种植骆驼刺。他们用骆驼运输麦草，徒手铺设方格，汗水浸透沙地。合作社的草场恢复了20%的植被，牲畜死亡率下降，牧民的生活逐渐稳定。
挑战依然严峻，草方格虽有效，但覆盖范围有限，780万公顷的沙化土地需要数十年治理。资金缺口仍是瓶颈，国际援助虽多，却常因官僚程序延误分配。
气候变化加剧干旱，蒙古国降雨量创20年新低，治沙成果面临考验。牧民的文化观念也需转变，减少牲畜的理念虽科学，却与游牧传统冲突，推广困难。
蒙古国的治沙之路注定漫长，但希望的种子已在沙地生根。草方格项目的成功证明，低成本、科学的方法能在资源匮乏的环境中发挥作用。
2025年，中戈壁省的草方格项目扩展到5000公顷，绿意点缀沙地，沙尘暴频率降低20%。
牧民们知道，沙漠化远未结束，但每铺设一个草方格，每种下一株骆驼刺，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参考资料
中蒙合作治沙如何推进？ 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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